我一直思念着外公,在即使不是清明的日子里。
母亲那边是一个大家族,烦恼丛丛的日子像果蝇似的,细小,乌黑,围匝不去,大家整天拧着眉头为生计忙,没有人顾得上去看顾他。他穿了十年的旧衫,戴了十五年的手表,用很便宜的发油,拒绝使用我用剩下的喷雾定型发胶,他注意衣冠整洁,待人多礼,家中来了访客,他先是作揖,再是握手。他直到去世,一头银白发丝都服服帖帖根根不乱。我身在北京,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最后一面,可是我知道他孤独而去,在深夜。
他有五个儿女,每一家他都住过,住在我家的时候,只有一台电视,他正在看《红楼梦》重播,我过去说,我要看CHANNEL V,他便默默站起身,回了自己的房间,伛偻起消瘦的背影。
我闲着的时候,他会趋前,笑笑的问我,电脑,不,那个上网,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解释了几句,看他一脸茫然,完全不得其门,我便找了借口撇下他,走掉了。
吃饭的时候,他会忽然兴致盎然的说到很久以前的事情,说起豪门夜宴,说起一道在黄豆芽里塞火腿丝的菜,说起他遥远的故交良朋,没人有兴趣听,我们哼哼哈哈的敷衍应付他,耐心只维持了一顿饭的时间,饭毕就全走光了,没有人陪他,每次,都只剩他最后一个人,在饭桌旁用残缺的几颗牙艰难的咀嚼。
有时外公会从高低的书堆之中抬起头来,告诉外婆,又有哪个学生在统战部做了高官,又有哪个学生要接他去新购置的别墅小住,每每这时,外婆必会一声冷笑,不予回应,于是,外公就怏怏的重新回到稿纸上,外公爱写古诗,还有一手极漂亮的毛笔字。
外公不是大学教师,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。墙上有一块“武汉市特级教师”的匾,落满了尘土。
外公的房间里,三个书架,顶天立地,一整面墙壁全是书。在阴雨连绵的南方,外公光线不充足的小房间里,书的味道,像一团浓雾,将我密密的笼罩住,我伸出手去,准备叩响深山之中突然出现的洞府大门。
有一次,我从书架上取下了《诗经》,有一搭没一搭的翻着,外公在一旁兴致很高的告诉我,余冠英译的,学问好呀,在清华的时候,我们最要好了。
小舅当时正好在一旁,撇嘴笑笑,对我说,那时候你外公家里穷,余冠英家里可有钱了,就常常资助你外公,可惜,不能资助他一辈子。
外公不说话,眼神闪躲着,很响的喝下一口浓茶,俯了头,让书堆的阴影罩住自己的影子。
是的,外公是清华学国文的。那个时候,能上清华的孩子,家中非富即贵,外公那样的清贫家境是少见的。虽然外公的父亲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北伐,之后在曹锟贿选之中,将自己的议员名额卖了出去,带着一笔巨款回到家乡,挥霍,直至一贫如洗。这,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外公有时会讲一些琐细的小事给我听。解放前的清华学生,是真真正正的天之骄子,晚上入睡前,学生们把皮鞋放在门外,第二天,皮鞋会被擦得锃亮,在门口摆放齐整。屋中是有人细心打扫擦拭的,冬天的时候,每天会有女佣给各个宿舍里换上新开的腊梅花……
还有,那些大名鼎鼎的先生们,穿着深色长衫,夹着书,一脸温和微笑的先生们……每每讲到他们时,外公的浑浊双眼,便晶晶的亮起来,声音也高亢起来,那一段华彩熠熠的光阴,在我眼前上下翩然,诡异又华丽。
他生前常对儿女心存愧疚,觉得自己没能混成模样,还让儿女在“文革”中吃苦头,现在年老体衰,成了负累。他一生郁郁不得志,书生迂腐,痛恨官场上的作派,每每得罪权重之人,于是,从张治中的幕僚到小报馆主笔,从国民党少将到共产党罪人,从重庆到兰州,外公拖着五个孩子的负累,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。最终在武汉做了一个中学教师,直至退休。
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自己真正的书房,床上堆满了书,一本《尔雅音训》倒扣在枕头上,破旧的藤椅没有换新的,那满壁的书,满壁的唐宋诗篇明清文字,尽皆仓皇静默。我呆立在书架前,等外公为我,为这些马上要零落四散的书,解释时间的意义。
当年与外公一同在水木清华园赏梅吟诗的同学,有的死于“文革”,有的成为大儒,有的销声匿迹于海外,有的碌碌贫困一生,如我的外公。清华园里每一年都会有白雪皑皑,每一年都会有梅花绽放脆薄的瓣,不知道我的外公,在战火连天的中国大地上奔走的时候,有没有想到校园里的腊梅香,不知道他老人家,在阴暗狭小的房间里翻开《诗经》扉页的时候,有没有,想到校园里的腊梅香。